張世保訪談、記錄、收拾


劉緒貽，男，1913年5月誕生于湖北省黃陂縣（現武漢市黃陂區）。武漢年夜學歷史系傳授。1940年獲清華年夜學學士學位，1947年獲american芝加哥年夜學碩士學位。歷任武漢年夜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兼代秘書長、華中理工年夜學兼任傳授、中國世界史規劃小組組員、中華american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學學會理事、中國american史研討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湖北省世界史學會和社會學學會理事長等。現兼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特邀研討員，中國社會學學會、中國american史研討會、天津市社會科學院顧問，《american歷史雜志》國際特約編輯。

劉緒貽傳授重要研討american史和社會學，與人一起配合總主編六卷本《american通史》（此中第5、6兩卷由他主撰主編，國民出書社）、一起配合主編《american研討詞典》（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主編《當代american總統與社會》(湖北國民出書社)、《改造開放的社會學研討》（武漢年夜學出書社）等；一起配合翻譯《一九〇〇年以來的americ聚會場地an史》、《american社會發展趨勢（1960-1990）》等10余種譯著；著有《20世紀30年月以來american史論叢》（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拂曉前的尋思與嚮往——1948年文集》（武漢出書社）、《中國的儒學統治——既得好處抵抗社會變革的典範事例》（芝加哥年夜學碩士論文，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即出）等。

劉緒貽傳授對儒學一向持批評態度。碩士論文《中國的儒學統治——既得好處抵抗社會變革的典範事例》就是從根子上批評儒學。留美歸國后，從1947年年末到1948年年末，他繼續進行對“儒學在中國的統治”的研討，結合中國半封建半殖平易近地社會知識分子和社會生涯實況，在當時發行量和影響均年夜的《觀察》、《時與文》、《世紀評論》等雜志上教學場地發表文章30余篇。這些文章中有相當部門都是主張“歐化”而強烈反對儒家思惟的。《學術界》2002年家教第6期刊發劉緒貽傳授的《現代新儒學評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等讀后》一文，認為現代新儒家助長了我國社會上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氣焰，是極無害于我國的改造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 

問：200交流4年被稱為“文明守舊主義年”，請問您對于此中年夜陸新儒家的活動及其所起的感化有什么見解？

答：近年來年夜陸新儒家興風作浪太厲害了，此中少數人幾近猖獗。社會上尊孔讀經之風也再度風行起來。對于這些情況我內心很是不安，我對現代新儒學很是惡感。這兩年，特別是蔣慶這個腐儒師長教師很猖獗，我很想寫一些東西來批駁他們，可是現在年紀太年夜了，我本年已經93歲，心有余而力缺乏啊！我很盼望能讀到批評年夜陸新儒家的力作。

現在我有一個感覺，從鄧小平到胡繩、李維漢、李銳、任仲夷同等志，他們這些人都有一個觀點，就是中國束縛以來，過早地批評了資本主義，而對封建主義的東西批評缺乏。所以才會有現代新儒學這么興風作浪，尊孔讀經這么風行的情況出現。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我有兩篇文章(2001年9月26日《長江日報》第13版上的《束縛思惟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和2002年12月31日《長江日報》第14版上的《繼續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都是談這個問題。方克立傳授有一個觀點，他認為“五四”以來，中國思惟重要有三年夜門戶：一個是不受拘束主義，一個是馬克思主義，還有一個是以現代新儒學為代表的文明守舊講座場地主義。束縛后也是這樣，不過氣力對比與位置有所變化。他認為這兩年年夜陸新儒家的活動，不受拘束主義者在批評，而馬克思主義者卻沒有站出來。我有一個設法，現在的中國共產黨，過早地、過分地批評資本主義，反對“全盤歐化”，可是對于像蔣慶這樣的人，他要用儒家思惟、“三綱五常”這一套來取代馬克思主義，要用舊社會的軌制來取代我們現在的軌制，公開地反對平易近主，反對社會主義，反而能夠容忍，三聯書店、高級教導出書社還出書他的著作，到了這種水平，真是令人難以想通！為什么有些人一聽到平易近主、不受拘束這些東西就惡感，對于封建主義的東西卻這么容忍！我以為是這些人的頭腦中受封建思惟的影響太深、太嚴重的緣故。“五四”以來，李年夜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魯迅等都不支撐儒學，都是批評儒學的。是誰支撐儒學呢？袁世凱、張勛、蔣介石、韓復渠，還有湖南的軍閥何健，這些人都是支撐儒學的。為什么呢？因為這些人或許想當天子，或許想做宰相。

為什么當廣州有的刊物發表像任仲夷這樣的老同道提出可以搞“三權分立”的談話時，就有人往“打消影響”，而比來年夜陸新儒家蔣慶等人這么猖獗，又是宣傳讀經，又是要重建孔教，卻遭到這般容忍？這是搞的什么花樣！會議室出租

我跟武漢年夜學的郭齊勇傳授關系很好，我認為他是個大好人，但對他的思惟我不克不及完整批準。他甚至贊揚“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現在中國正在倡導法治，他還倡導這個！前不久在武漢年夜學召開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還把蔣慶請來（蔣慶因故沒有列席會議，但提交了題為《關于重建中國孔教的構想》的論文，后在學界和社會上惹起很年夜爭議。——訪談者）。蔣慶這個人的人品也是有問題的啊!他無中生有地吹噓教導部聘請他編高中教材，教導部主管的有關機構不是已經辟謠了嗎？當然，憲法里面規定了言論不受拘束，讓他講話、寫文章是可以的，可是三聯書店、高級教導出書社幫他出書宣傳他的那一套，我以為確實沒有需要，至多出書標的目的糊涂。 

問：您認為科學、平易近主這些東西，在中國的泥土里面熟根，最為主要的動力是什么？

答：現在科學、平易近主在中國生根了沒有？我認為沒有。我剛發表了一篇文章（指《中西法治觀和法治體制比較及意義》，《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9期。——訪談者），編者雖然把我的文章發在第一篇，但他卻自願把我文章里面最為關鍵的論點“在中共一黨專政的條件下，中國不成能實行現代意義的法治”一句刪往了。當然，編者事前征求過我的意見，但我能分歧意他刪嗎？不刪文章就不克不及發表呵！我比來給《長江日報》寫了一篇文章，呼教學場地吁不要再讓孩子們讀《三字經》了，不要再迫害孩子了，也不了解能不克不及發表？又好比說像《讀書》這樣比較開明的雜志，我有的文章它發表了，但2003年7月寫的一篇文章，是談“平易近主”與“平易近本”區別的：我認為中國傳統文明中，只要平易近本思惟，沒有平易近主思惟。責任編輯是主張發的，但當時總編卻不讓發。把“平易近主”和“平易近本”的區別說明白，認為中國傳統文明中沒有平易近主思惟，這有什么了不得？可是那位總編卻不敢或不愿意發表這樣的文章！1989年4月22日，李銳發表在《光亮日報》的文章《堅決戰勝封建遺毒和‘左’的頑癥》中指出：“甚至有人一聽說平易近主和不受拘束，就神經緊張起來。”的確是這般！當然，我國現在在航天事業和其他某些科學領域是獲得了很年夜的成績，可是很難說科學、平易近共享空間主已在中國生根了，我看還是說得謹慎些好。 

我的黨齡已經有半個世紀以上了。我的舞蹈教室感覺是，中國現在不要怕歐化。不受拘束主義也沒有那么恐怖的，甚至可以應用它來推進科學和平易近主，因為不受拘束主義者是謹記科學和平易近主的。實際上，現在的知識分子，假如允許他們說真話，有幾個沒有不受拘束主義思惟？有的甚至就是不受拘束主義者。一些人名義上是共產黨員，但骨子里有不受拘束主義思惟，這生怕也是不容否認的現實。我想，黨中心也是了解這個情況的。這些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勤勤懇懇地為建設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服務嗎？有什么恐怖的！我們現在總是惡感、批評“全盤歐化”這個觀點，我一向想寫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因精神缺乏，尚未動筆，但我思惟上總認為不要怕全盤歐化。世界上有沒有全盤歐化？我覺得沒有。能不克不及全盤歐化？我認為不克不及。所謂歐化的內容，實際上最早是來源于英國、法國。德國在東方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是后起的，它當時是學英國，學法國；在學英國、法國的過程中，德國的傳統文明是進行了一些抵抗的。德國最后實現的“歐化”，是英國、法國的現代化和德國傳統文明的混雜體。japan(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時候，是真心誠意地在那里歐化，可是japan(日本)原來的舊文明的傳統也是一方面接收，一方面抵抗，最后是“歐化”了，所以現在我們把japan(日本)列進“東方”。可是，japan(日本)畢竟“全盤歐化”了沒有呢？japan(日本)的天皇制、軍人道、軍國主義，并不是從英、法、美學來的，而是japan(日本)固有的。小泉純一郎現在搞的這一套東西完整歐化了嗎？沒有！就是american的印第安人，幾百年來也沒有全盤american化。所以中國不要怕全盤歐化，全盤歐化是最基礎不成能的。現在不是“歐化”太多了，而是東方的平易近主、東方的不受拘束這些東西在中國遭到的抵抗太多了。中國要建設現代意義的法治國家，就必須拋棄中國傳統的法治觀念與法治體制，學習東方的法治觀念與法治體制。

現在倡導和諧社會，這當然是功德。可是，要使社會和諧，就必須打消形成社會和睦諧的各種原因。我以為，在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是黨和國家與國民群眾之間關系不正常，前者具有絕對權力，后者的權利沒有保證。改造開放前，如鄧小平在《束縛思惟，實事求是，團結分歧向前看》的講話中所說：我國“許多嚴重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只能受命行事”。這樣，普通工人當然就沒有發言權，工會也不克不及代表工人反對權要主義；農平易近就只能成為二等國民，貧窮困苦；知識分子便淪為“左派”、“白旗”和“臭老九”。改造開放以來，鄧小平同道幾回再三倡導加強社會主義平易近主和法治，進行政治體制改造，情況有所好轉，但遠未完整改觀。2002年黨的十六年夜政治報告于是明確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平易近主政治，最最基礎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國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路來。”可是十六年夜以后，我們從報紙、雜志、電視上看到的，年夜都是“立黨為公，執政為平易近”、“依法治國”、“加強黨的執政才能”、“為國民服務”這一類提法。這些提法當然是對的，但這些都是從黨和當局的領導立場出發，與國民本身當家作主不相關，甚至牴觸，并不克不及發瑜伽教室展社會主義平易近主。列寧曾經認為，早在蘇維埃政權樹立的頭幾年，“蘇維埃已成為‘為了勞動國民’而不是‘通過勞動國民’的機關”。這種類型的國家將逐漸滅亡。而斯年夜林是“把生涯的一切領域，包含家庭，都置于國家的無所不包的監督之下。”(新華社參編部：《參考資料匯編》1989年第3期《蘇聯歷史的反思》第17頁)斯年夜林的專制獨裁是后來蘇聯崩潰的主因，這種前車之鑒是我們絕不克不及忽視的。“為國民”是功德，不讓國民本身當家作主是絕對不可的，是不克不及耐久的。 

問：您這么不喜歡儒學，難道您認為儒家中沒有一點可取的東西嗎？

答：那也不是。我原來很想寫一篇文章來談這個問題，但因為考慮得還不成熟，沒有動筆。這里有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是，我們中國人總以本身國家有一種陳舊的文明傳統而覺得驕傲，覺得驕傲，是一種光榮；認為一個平易近族沒有文明傳統，這個平易近族就沒有靈魂。而中國文明傳統的主體是儒家思惟，假如儒學被否認了，那么中國的文明傳統不就年夜體被否認了嗎？是以許多中國人對否認儒學在思惟情感上難以接收。這種思惟情感里面雖然有誤解，但還是可以懂得的。不過，情感并不是感性。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儒學的內容是很復雜的，我們能否可以將它分類，分紅精華與糟粕兩部門。三綱六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是儒學的綱領，是對國家政治、社會體制的規定。這個綱領是糟粕，是應當否認的。如陳獨秀在其《舊思惟與國體問題》一文(載《獨秀文存》第一卷第149-150頁)中所說：“試問平易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軌制倫理觀念，能否能容納這‘以君統平易近，以父統子，以夫統妻’的不服等學說？”當然不克不及。除此綱領外，儒學中有些關于為人處世的倫常日用之說是很無益的。僅從《論語》中便可以摘出不少這種論點。舉例如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伴侶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過則勿憚改。”(俱見《學而》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和睦，是知也。”“見義不為，無勇也。”(俱見《為小樹屋政》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共享會議室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往也。”“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俱見《里仁》篇)“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俱見《述而》篇)“士不成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邦無道，富且貴共享空間焉，恥也。”(俱見《泰伯》篇)“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現在也。”(《子罕》篇)“過猶不及。”(《先進》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顏淵》篇)“正人和而分歧，君子同而和睦。”(《子路》篇)“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人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巧舌亂德，小不忍則亂年夜謀；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當仁不讓於師。”“有教無類。”(俱見《衛靈公》篇)“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有便佞，損矣。”(《季氏》篇)“巧舌令色，鮮矣仁。”“飽食終日，無所專心，難矣哉！”(俱見《陽貨》篇)以上這些論點，對于為人處世來說，不僅無益，甚至可以說是至理名言，到明天一樣有效。還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也是一樣。難道我們明天樹立和諧社會可以不要仁、義、禮、智、信？當然不成以。這里的問題在于：儒學作為一個整體，它的“五常”是為它的“三綱”服務的，是維持“三綱”體制的，有其特別涵義，所瑜伽場地以經常與共享會議室“三綱”并題為“三綱五常”。人們只需讀《禮記》一書，便可以明白地看出，儒學的所謂“禮”，乃是依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伴侶等尊卑、老幼、親疏等次序，為分歧成分的人制訂嚴格的政治、經濟、社會位置、待遇和行為規范的。儒學請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乃是為了維持三綱六紀的社會次序。儒學的所謂“仁”，其涵義又是什么呢？《論語》中共享會議室說：“克已復禮為仁”(約束本身，使本身言行和享用待遇合適禮的嚴格規定就是仁，《顏淵》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篇)由此可見，五常中最主要的兩常“仁”和“禮”，都是為支撐三綱六紀而規定的。我下面提到的那些有關為人處世的倫常日用之說，也年夜都與三綱體制脫離不了關系。好比此中特別受人重視、經常被人引述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語，就是孔子在其仕進的門生仲弓和子貢問他怎樣仕進、怎樣做人時的答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年夜賓，使平易近如承年夜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顏淵》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篇)官是代君主管理國民的。孔子認為，要維持三綱六紀的社會次序，使老蒼生不犯上作亂舞蹈場地，仕進的人便應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一些仕進的人都把本身不喜歡的工作強加給老蒼生，老蒼生到了忍無可忍講座場地之時，是要造反的。“過則勿憚改”一語和三綱的關系，還有一個現代的生動例子可證，這就是“文明年夜反動”。毛澤東認為，他是為了改變中共內部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途徑的當權派這一情況而發動文明年夜反動的，可謂“過則勿憚改”。可是，由于統治中國兩千余年的儒家思惟的影響，這一改卻把毛澤東改成了秦始皇，加強了中國的專制統治，構成了“兩個但凡”的論點。

綜上所說，我們可以說，儒學里面是有一些好的、無益的內容，或許說是精華部門，可是這些內容有其特徵，作為儒學總體的組成部門，它基礎上是為維持三綱六紀體制、為維持君權父權夫權甚至神權(“天”)服務的，也就是為儒學的糟粕部門服務的。我們現在要想倡導、繼承儒學中這些無益的內容或精華部門，就必須把它們從儒學的總體中剝離出來，讓它們和糟粕部門脫離關系。否則長短常危險的，是很能夠導致“文明年夜反動”那種惡果的。現代新儒家不理解這個事理，總是在那里侈談“返本開新”、“由內圣開外王”，真是托之空言，癡人說夢！所以我認為，假如我們明天要繼承儒學中無益的內容，決不克不及籠統地倡導復興儒學、繼承儒學，不克不及籠統地倡導尊孔續經，因為儒學、儒經、孔子學說的綱領性部門是糟粕，是絕對應當廢除而不克不及繼承的。我們只能繼承、倡導從儒學總體中剝離出來的精華部門。並且還應指出的是，這種剝離任務，或若有些人說的“抽象繼承法”，是很不不難的，需求我們支出極年夜的盡力，需求我們很是謹慎。 

問：您曾經這樣講過：“我愛祖國和祖國文明，但反對儒學。”在您的心目中，“中國文明”或“平易近族文明”究竟是一個什么概念呢瑜伽場地？其內涵究竟是什么呢？

答：這很難說。我現在還沒有把它想得很明白。在討論中國文明或平易近族文明以前，起首要弄明白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定義很是多，對我來說，我是批準我的american導師威廉DangerCode;奧格朋(William F.Ogburn)的定義的。他把一切人為(man made)的東西都稱為文明，并將之分為物質文明和非物質文明兩年夜類。我也是這樣。是以，我認為中國文明包含中國一切人為的事物，范圍很廣，決不僅僅是儒學。好比在物質文明方面，中國在夏、商、周時期就出現了有名的青銅制造業。《左傳》、《尚書》、《越絕書》等古籍中就記載著夏鑄九鼎、夏啟鑄鼎和以銅作兵的傳說；到商代后期與西周時，我國的青銅工藝已達到岑嶺階段，制造的青銅器活著界青銅器中無與倫比。其次，商代已經出現了釉陶，是我國后來享譽世界的瓷器的前身。此外，商、周時期，中國的骨器、玉器、石器、漆器、皮革、紡織、建筑等業，也都有相當的發展。在非物質文明方面，夏代已經有歷法或歷書，如“夏歷”、“夏小正”。商代歷法更進步，已經有年夜、小月之分，並且有閏月的設置。商代甲骨文中保留了世界上最陳舊的日食和月食的記錄，并有火星、商星的記載。其次，商、周時期，我國已有甲骨文、金文這樣相當成熟的文字。西周至年齡時期出現了我國第一部詩歌集《詩經》，只惋惜此中良多內容后來被儒學化了。此外，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紋飾和成組的樂器，如編鐘、編磬等，說明當時我國雕塑和音樂也有相當高的成績。戰國時期是個百家爭鳴的年月，除儒家外，還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陰陽家、雜家、縱橫家、小說家等等。我認為，在這些家中，墨家的思惟就比儒家的好。因為墨家講兼愛、非攻、尚賢、節葬、節用、橫死，這些都是比較好的。墨家學說還對于先秦哲學、邏輯學、工程技術學有必定貢獻。當然墨家也有些問題，但我覺得它的主流是好的。法家的代表人物荀況和韓非，在哲學思惟上主張唯物主義，在政治思惟上主張法治和“法后王”，這比主張唯心主義、人治和復古發展的儒家是較勝一籌的。名家認為在名實關系中實是第一性的，名必須符實，這比儒家的“存名正實”的復古思惟當然要進步。同時，名家學說中還具有某些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惟，這也是儒學看塵莫及的。兵家《孫子》一書，直到當代，不僅此中論點遭到毛澤東高度贊揚(毛澤東在《論耐久戰》一文中說：“孫子的規律，‘知彼良知，百戰不殆’，還是科學的真諦。”)，並且全書在軍事學、戰略學方面至今仍具有國際影響。在文學藝術方面，出現了思惟性藝術性都很高的、包含《離騷》在內的《楚辭》和年夜型壁畫。在科技方面，出現了農學專著《后稷農書》，工藝專著《考工記》，地理學著作齊國甘德的《地理星占》和魏國石申的《地理》。有名的《九章算術》也能夠出在這個時期。醫學方面除出現名醫扁鵲外，已分紅內、外、婦、兒等科，并發明了針灸、推拿等治療法。我國最早醫書《內經》年夜約也出現于此時。

秦、漢以來，除儒學的發展演變之外，中國文明中當然還有許多優秀的東西。在物質文明方面，英國李約瑟傳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已有詳細記載，可供參考。在非物質文明方面，好東西也良多。好比文學，有漢賦、魏晉文章、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一向到近當代龔自珍、黃遵憲、王國維、魯迅、毛澤東、柳亞子、陳寅恪、錢鐘書、郭沫若、冰心、茅盾、老舍、巴金、沈從文、聶紺弩、趙樸初等人的詩、詞、曲、小說、散文、雜文等，不勝枚舉。好比藝術，中國的國畫、書法、國樂、戲劇、曲藝、雕塑等等，也都蔚然可觀。文學藝術以外，其他非物質文明結果還良多，我所知無限，就紛歧一列舉了。還應指出的是，由于歷代的人禍天災，特別是由于“文字獄”的禍害，掉傳了需求我們往發掘的非物質文明遺嚴，亦為數甚巨。

綜上所說，足見除了儒學之外，中國文明或中國傳統文明的內容還是非常豐富的，只是我們研討、發掘得還很不夠。是以，我們沒有需要擔心否認了儒學或儒學的綱領性內容便會否認了中國文明或中國的傳統文明。

說到這里，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我們必須嚴肅對待的。那就是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準確地估價我國的傳統文明：既不克不及估價過低，使吾人妄自尊大，不求進取；也不克不及估價過高，使吾人傲慢自豪，固步自封。中國傳統文明是有不小缺點的，它交流里面缺少促進中國現代化、使中華平易近族穩固地自立于世界平易近族之林的兩個主要原因“平易近主”與“科學”的種子，是以使中國在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和廢除專制軌制、發展人權的進程上行動維艱。中國從漢代到清代，社會變化不年夜。有一個東方人說，中國從前在用鐵犁的時候，東方還只能用木犁；但當東方已用鋼犁的時候，中國還在用鐵犁。東方在17世紀的資產階級反動，特別是18世紀的工業反動之后，進步很是的敏捷。我的一個學生叫韓鐵1對1教學，現在是南開年夜學傳共享會議室授，比來在《american研討》(2005年第3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環境保護在american法院所遭受的挑戰》，此中說到：american的一部法令史就是把握法定權利的對象以及這些對象所擁有的權利不斷擴年夜的歷史。好比說，american的兒童、婦女、黑人、胎兒這些群體，原來都是沒有權利的(american的婦女在1920年以前還不克不及參加選舉)。但隨著社會的進步，現在這些群體都獲得了法定的權利，並且這種權利還在不斷地擴年夜，甚至于包含了像異性戀者。這是一個階段。后來，除了人類的范疇之外，市當局、國民團體這些社會組織也陸續獲得了法定權利。再后來，上個世紀70年月以后，天然界也獲得了法定的權利。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提出樹木應不應該有起訴權的問題，並且認為，假如人類對待樹木太殘酷的話，樹木也應該有起訴的權利。american的社會是這樣，你看我們的社會，到現在，國民的一些基礎權利還沒有靠得住的保證哩！當然，我不是說american什么都好，我就反對american的霸權主義，對小布什當局借反可怕主義之名來減弱american國民的不受拘束平易近主權利很是惡感。 

問：對于新儒學，您說要作出“強無力的反擊”，您認為應該怎么做呢？

答：先要清楚他們。方克立傳授過往把現代新儒學分為三代：梁漱溟、馮友蘭、張君勱、賀麟他們這些人是第一代，牟宗三、唐君毅他們這些人是第二代，杜維明他們這些人是第三代。他說現在中國年夜陸又出了個第四代，就是蔣慶他們這些人。小樹屋起首應該清楚他們，揭穿他們，要把他們的東西拿來看一看。方克立把蔣慶的東西拿來看了一些，就能把蔣慶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我國今朝社會政治軌制的這些東西揭穿出來。起首要清楚，然后再揭穿，然后再批評。 

問：現代新儒家主張讀經，並且主張從娃娃抓起。您是反對兒童讀經的，為什么要反對？

答：我在這里不想對現在讀經運動中所提到的那些經書逐一進行評論，只想對《三字經》進行一些剖析，說明它是不適宜于兒童的讀物。當然，《三字經》中也有極少數內容是對兒童無益的，好比“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也有一些內容是對兒童無害的，好比關于數字、天象、季節、標的目的、牲口、谷物、歷史朝代等知識。可是，《三字經》中嚴重無害的內容是不少的。

私密空間起首是它有違反科學和事實的內容。好比該書的頭一句話“人之初，性本善”，就長短科學的。現代生物學、心思學、人類學早已證明，人在剛生下來時，只要天然之性，沒有社會性，故其性無所謂善惡，善性惡性都是后來在社會生涯中養成的。又好比五行相生相克的學說，把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和歷史上各個朝代的興衰聯系起來，顯然是荒謬的，但該書卻斷言：“此五行，本乎數”，認為是符合規律的。該書還說：“我周公，作《周禮》。”可是私密空間經過歷代許多學者研討，直到明天還不克不及證明《周禮》系周公所作。又好比，該書說“炎宗興，受周禪”，實際上，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這出戲，人所共知是趙匡胤本身導演的。他通過導演這出戲篡奪了周的全國，怎么能說是私密空間“受周禪”呢？該書還說：“勤有功，戲無益。”“勤有功”是對的，“戲無益”則不對。現代教導學認為，適當的游戲有利于兒童的智力開發，無益于兒童的身心安康。再好比，該書說“《論語》者，二十篇。群門生，記善言”。《論語》中的確有孔後輩子記錄的他的善言，但也記錄了他的一些“不善”之言。好比《泰伯》篇中說“平易近可使由之，不成使知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乃是請求國民群眾自覺地服從統治者，以便統治者實行專政，是和現代政治請求國民有知情權，有監督統治者和維護本身權利之權的原則背道而馳的。《顏淵》篇中的“逝世生有命，富貴在天”，是宣傳腐敗的宿命論；孔子答齊景公問政之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宣傳腐敗的君主專政和家長制思惟。《子路》篇中確定父子相互隱瞞偷竊罪惡的說法，是破壞現代法治的言論。《陽貨》篇中說“唯男子與君子為難養也”，顯然是站在男權主義與剝削階級立場發言的。由此可見，籠統地說《論語》是孔後輩子記錄他的“善言”的書是錯誤的，至多是不周全的。

其次，《三字經》中充滿了典範的普通交流人所說的封建思惟，亦即君主專政和家長制思惟。這種思惟是和社會主義平易近主思惟水火不相容的，它集中體現在“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和“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這兩段話中。對照中國歷史，特別是漢武帝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依照三綱五常教條樹立起來的中國社會，畢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呢？魯迅師長教師說是一種吃人的社會，毛澤東說是一種政權(即統治者權力)、族權、神權和夫權統治的社會。所謂“君臣義”，說究竟就是“君要臣逝世，臣不瑜伽場地得不逝世”。所謂“父子親”，說究竟是“父命不成違”。所謂“夫婦順”，說究竟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逝世從子”，是“餓逝世事小，掉節事年夜”。至于五常，則是為三綱服務的，為維護和鞏固三綱的。以五常之一“禮”而言，就是依照尊卑、貴賤、長幼等順序，規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等的社會位置、生涯規格、行為規范的。這些禮節等級森嚴，不成超越。大師在看演天子的各種電視片時，就可以體會到禮的感化，因為片中各種人物的社會位置、生涯規格以及彼此之間的對待方法(好比臣對君的跪拜、君對臣的賜逝世)，都是以“禮”為根據的。

再次，《三字經》倡導的教學目標、教學對象、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都是過時的，有悖于社會主義教導道理的。社會主義教導的培養目標，是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明的勞動者，是愛祖國、愛國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的國民。《三字經》倡導的教學目標是“上致君，下*澤(注：這就是仕進)。揚名聲，顯怙恃”，是奸臣逆子，是脫離生產勞動的官老爺、人上人。社會主義教學對象不分男女，《三字經》討論的教導對象只是男人，因為它說：“彼男子，且聰敏，爾男人，當自警。”社會主義的教學內容，是德、智、體(或德、智、群、美、體)周全發展，《三字經》倡導會議室出租的只是讀書，並且重要是讀儒家的書，特別是宋代新儒學的書，從朱熹編著的《小學》(注：該書言灑掃應對進退之事)起，然后是朱熹注的《四書》，然后是其他經書，最后共享空間是子書史書。不過由于讀子書不克不及獵取功名，年夜多數人并不重視。社會主義教學方式重視靈活多樣，除讀書外，還畫畫、作手工、參加勞動、進行體育鍛煉、做實驗、參加社會調查等等；即便讀書，也要閱讀面廣，重視啟發式。《三字經》則倡導逝世讀書，甚至勸導人們“頭懸梁，錐刺股”，犧牲睡眠時間，心無外鶩，逝世記硬背經書。依照這種方式培養出來的人，往往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身體虛弱、目光短淺的奸臣逆子，說得嚴重點，是培養奴隸胚子，決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所需求的及格國民。

由上所述，顯而易見，《三字經》是無害于兒童身心安康的。我衷心腸盼望人們再不要引導孩子們讀《三字經》和蔣慶宣揚的那些經書了。 

[張世保博士于2005年10月28日前來采訪并記錄，后經收拾于11月17日用電子郵件發來，我于12月7日修正完畢。——劉緒貽記]